在与学者、作家及挑衅者阮越清(Viet Thanh Nguyen)共进午餐近两小时后，我发现自己在道歉。我们讨论了美国承诺的神话、国家边界的问题、创伤后的写作、'叙事丰富性'以及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。我完全忘了向他提一个轻松的问题。
他笑了。“遗憾的是，这就是我的形象带来的后果，”他说。“我参加过的作家活动，有些问题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。就像是，‘谈谈你的书，以及你用的是什么铅笔。’我多希望能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啊！”
好的，我问，你现在在读什么？
“嗯，我是普利策奖评委，所以如果我告诉你我喜欢的书籍，那可就相当于给出了一个提示。”他翻了个白眼（“哎，我做什么都这么认真”），最后他选择了儿童文学：他的儿子喜欢《波西•杰克逊》系列，他自己也很喜欢。
我追问他还喜欢些什么，他突然脱口而出：“我喜欢听孩子笑？”接着他拍了拍桌子。我笑了。“好吧，看吧？这不是严肃的。这是多愁善感，简直就是煽情！这已经是我能表现出的最煽情的一面了。”
阮越清讨厌感情用事。但通过他的新回忆录以及我们共同度过的两个小时，我能感觉到，在那一切坚硬外表下，他其实心地柔软。让我们回到过去。
当我和阮越清初次见面时，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“内敛”：身材矮小，穿着合身的绅士毛衣，发型时尚，眼神温暖。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神论者，倡导去殖民化，并且是为数不多的以首部小说赢得普利策奖的小说家，他显得不张扬。
阮越清住在距离他为我们挑选的午餐地点——帕萨迪纳市风趣命名的Agnes Cheesery餐厅——仅五分钟的路程。起初，我们的闲谈既客气又有些拘谨。但随着我们逐渐放松，我拿出了他的新回忆录《两面人》的副本。他看到书已经被翻得狗耳朵一样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贴满了便签。
“我喜欢这个，”他表示赞许，随即我们便开始进入谈话。
如果我写的是一本更传统的回忆录，那么这本书就会融入到美国的政治生态之中
阮越清今年52岁。我询问他为什么选择现在才写下这些。“我从未想过要写任何可以被称作回忆录的作品，”他说。“因为我总觉得我的生活没什么趣味。真正有趣的是我父母的生活。”
阮越清四岁那年，随着父母和哥哥作为难民来到了美国。那是1975年，越南战争刚刚结束。他们是历史上称为“船民”的一部分，是80万逃离越南的海上难民中的四人，也是撤离至美国的13万人之一。他最早的记忆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难民营被从父母身边带走，之后被安置在一个美国寄养家庭数月，直到政府将他们团聚。他的哥哥两年后才回到家中。在他的回忆录中，阮越清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这些故事，既有他记得的，也有他永远无法知晓的。他多以第二人称写作，仿佛在对自己说：“你的家人从不谈论这件事。你从未提问。”
阮越清的家人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。他的父母开设了一家越南杂货店。他不太擅长说越南语，而他的父母英语说得也不多。他转向电影和文学作品，但这些很快让他感到从单一的、有权势者的视角出发，缺乏多维度。即便是像《现代启示录》(Apocalypse Now)这样的关于越南的反战电影，也在他看来充满了种族主义色彩，他的同胞仅被简化为刻板印象。最终，他选择了学术道路，希望能够探究和批判那些他一直遭遇的单一化神话：美国不可能只有美好的一面。对于一个被广泛认为拯救了他，同时又使他成为难民的国家，他应该持何种态度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