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6月9日晚，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在家集体服农药自杀身亡。最大的哥哥13岁，最小的妹妹仅5岁。同样是2012年，还是贵州毕节，甚至还是在七星关区，5名留守儿童躲入垃圾箱生火取暖，一氧化碳中毒死亡。
两件事情的叠加，极大地刺激了社会神经，毕节政府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。为了应对社会的强烈反应，当地政府一边迅速对数名官员给予停职或免职处分，以期平息社会舆论；一边从孩子的遗书开始，向社会讲述官员曾多次对自杀孩子家访不果。前者可以说是政治牌，是地方政府的临时应对措施，对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并无实质性的效果，后者的温情故事更像一份免责声明，只讲过程，不讲结果。
从2012年垃圾桶五个孩子中毒死亡到2015年四名留守儿童在家喝农药自杀，毕节地方政府在解决留守儿童安全问题方面已经是黔驴技穷。而必须要指出的是，留守儿童一再出现“意外”，按照一个社会事件的原因逻辑来看，其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一个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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