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我收拾我的笔记本电脑、离开拥有面对圣保罗大教堂(St Paul's Cathedral)的绝佳视野的伦敦办公桌算起,已经过去了一年。我回去过一次。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阅读或写作有关办公室未来的话题。
雇主对办公地产投资了很多。但他们应该更担心,一旦疫情缓解,员工该如何安排时间,而不是担心他们应该坐在消过毒的格子间里,还是坐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公用办公桌旁。像往常一样,能让员工最充分利用有限时间的企业才会胜出。
我仍记得,有一次我父亲从他工作的纺织品公司回到家里,说他改换了一种新式工作制度——“弹性工作时间制”。那是1970年代中期,大约就在那时,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在“如何提振员工士气”的分析文章中提到了德国率先实行的弹性工作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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