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天，记者的世界观都会与学院派历史学家的世界观发生冲突。记者倾向于强调个人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。也许这是因为没有一个讲故事的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：“真正推动这一叙事的是某些非个人的结构性力量。”
对个人的关注曾经被称为“英雄史观”(Great Man theory)。其主要倡导者、19世纪历史学家托马斯•卡莱尔(Thomas Carlyle)曾写道：“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的传记”。牛津大学(University of Oxford)的迪阿梅德•麦克卡洛克(Diarmaid MacCulloch)提议将这种理论改名为“大人物史观”(Big Beast history)，摘掉性别（注：英文名称中有“man”）和赞许的标签。但历史学家珍妮•里德利(Jane Ridley)直截了当地驳斥了“卡莱尔的英雄史观”，称其为“浪漫的胡扯”。
现代历史学家往往不愿将变化归因于个人。他们更有可能识别“改变世界的鱼”，就像马克•科兰斯基(Mark Kurlansky)撰写的《鳕鱼：改变世界之鱼的传记》(Cod: A Biography of the Fish That Changed the World)一书的书名那样，而不是改变世界的人。大多数历史学家更喜欢非个人的结构性力量：法国年鉴学派从地理学角度解读历史，马克思主义者从manbetx20客户端下载 学角度解读历史，其他人从技术角度解读历史，而近年人们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的兴趣激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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